同一个半世纪前的先祖爱国情相连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点起销烟大火——共焚烧烟土119万公斤，如此大规模地销毁鸦片史无前例。这年9月3日，林则徐即到澳门巡阅，对澳葡官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绝不许把澳门作为贩卖鸦片的中转站。次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两年后，因清政府屈服于外国压力而被革职的林则徐耳闻香港被割让，扼腕长叹：手无斧柯，力不从心。被发配伊犁的林则徐给林氏家族留下愤懑抑郁的阴影，“鸦片战争”留给中华民族延绵一个世纪的屈辱。

 ▲ 1985年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凌青（右一）代表中国政府同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向联合国递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几乎整整一个半世纪后的1985年6月12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凌青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共同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递交给当时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福莱斯豪尔博士，履行向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这一时刻，我终于可以告慰先人了，”凌青说，“如果不是在外交场合，我会难抑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狂喜。”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即发生法律效应，本来也不是非要在联合国登记不可，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对《联合声明》的诚意和重视，扩大《联合声明》在国际上的影响，中英双方都同意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 工人日报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京草签的报道。

当时，福莱斯豪尔对凌青说：“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还是第一次，而举行如此庄严的仪式更增添了光彩。”

凌青说：“当年，是英国人提出来要将《声明》递交给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的，就是登记。英国人为什么提出登记呢？我估计是英国人不相信我们会按照这个条约实行‘一国两制’。交到联合国正式登记，它就成了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文件，就有了联合国的约束力，取得了国际社会的确认。这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我们是不会违背协议的。”

世易时移，荡浊涤清。“这并不是什么天意，也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时代潮流使然。”此时，汤姆森并不知晓同他握手的这位中国外交官就是林则徐的后人。

 ▲ 凌青与国际友人在一起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凌青曾写过一首题为《庆祝回归，缅怀高祖》的七绝，以告慰先祖林则徐。诗曰：“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国耻家仇今日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忆百年沧桑史，耄耋之年的凌青感慨万分。100多年前，他的祖先、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为抗击英国殖民者的鸦片侵蚀，发动虎门销烟，做出了震惊中外的壮举。一个半世纪的抗争，一个历尽苦难的民族的奋斗史，向世人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欺辱的。

 ▲ 人民群众观看销毁鸦片

先高祖林则徐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林汝舟，二儿子林聪彝，三儿子林拱枢。凌青是林则徐的第五代孙，其祖父林毓良的七子，父亲有三男三女，凌青是三子，排行第六（老幺）。

林步随是晚清最末一代翰林，他少年得志，即由清廷遣美留学，民初一度出任颜惠庆内阁的秘书长兼铨叙（人事）部长。国民党执政后，他弃官不做，转而经商。上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北平后，他当了北平一所职业高中的校长。他与林则徐的名字曾一起被刻在北京国子监的石碑上。

林则徐对子孙要求甚严，他留下来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许多关于爱国和自身修养的古训，到现在对林氏子孙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 1984年，凌青驻联合国任安理会主席时，宣布倪征燠教授当选为首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

凌青是林则徐的后裔，但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与林则徐的家族关系。直到1985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生200周年纪念会，凌青作为林则徐的嫡系子孙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海外华人报纸才首次向世人披露了凌青是林则徐后裔这层鲜为人知的关系。

 ▲ 凌青

凌青，原名林墨卿。凌青的母亲在他15岁时去世，后来他的父亲林步随也患病半身不遂。凌青说父亲的思想不算保守，也不算进步，他对孩子们常常是很放任，不太管。直到凌青上中学接受了爱国思想，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父亲都不知道。即便是后来知道了，他也不闻不问。谈起高祖林则徐，凌青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林则徐并没有像今天一样被人们尊为民族英雄。”

大概由于家境的原因，凌青没有读过小学，就直接上了北京二中读初中。那年，正是1935年，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如火如荼，抗日运动空前高涨，一二·九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在全国燃烧。十几岁的初中少年虽然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是那种氛围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为他埋下了爱国、反帝、奋发、图强的种子。

也许是风雨如磐年代里的苦难生活，凌青和几位兄长、姐姐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道路。回忆起那段历史，凌青说：“虽然作为林则徐的后人，但家庭对我们思想教育方面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对我们影响大的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我们上初中时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我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都因亲历日本人的残酷统治而具备反抗思想。”

高中时，凌青在北京四中上学，平时喜欢读书。课内书读得不多，课外书倒是读得不少。像巴金的《家》《春》《秋》和鲁迅的一些著作，就是那时读的。当时正是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对进步书籍查得很严，凌青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林曾同和他的一些同学经常想办法带一些书籍回来，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籍。“当时我们担心日本人找麻烦，每次把那些进步书籍看完后就埋在地下。我最初就是这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的。”

 ▲ 燕京大学（北京）校园内

1941年，凌青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当时燕京大学有个学生进步组织，叫Three Reading Club（意为“三个年级学生组成的读书会”），读书会的会长是凌青同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二姐林锦双（后来改名傅秀），解放后在地质矿产部工作。

实际上读书会的组织者是燕京大学的大四学生、地下党员赵凤章和陆孝华（解放后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凌青当时参加了读书会，在赵凤章和陆孝华的介绍下，凌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等大量进步书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不幸的是，“学生读书会”成员名单为日伪警方所侦获，旋即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犹如惊弓之鸟的凌青夤夜潜至友人家蛰伏，待风声过后于同年底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

但是，偌大的北平城终因日寇侵凌践踏，再也无法为年轻学子凌青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2年7月，凌青从家里出来后转移到北平一个地下党员家中住了20多天。后来组织上安排凌青和其他一些学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上安排的路线是从北平东便门车站坐车到保定，在事先约好的旅馆住下来，组织上再派人带他们去根据地。

到了保定后，凌青住在约定的旅馆里，半夜日本宪兵又在街道上盘查，气氛挺紧张的。

过了几天，组织上派人把凌青接走，趁日本宪兵检查的空隙出了保定城，越过游击区，找到交通员后又摸黑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赶到了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热情接待了他们。

组织上安顿好凌青后，要求凌青不要再使用原名林墨卿，以免让在北平的父亲、哥哥因为他而受连累。凌青思索一番后，遂将林墨卿改为凌青。

 ▲ 凌青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先祖林则徐半身微缩铜像：身着长衣的林则徐昂首挺胸，凝视前方。表现出他对先祖的缅怀和尊敬。

凌青说自己姓名的改法有讲究，之所以把姓从“林”改为“凌”，一是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将姓改为“凌”，象征着跟封建背景决裂，彻底革命；二是因为日本人没抓住自己，“凌空而去”，来到根据地。至于改名，则因为原名墨卿中的“卿”与改名中的“青”谐音。自此之后到现在，凌青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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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高端访问》

作者 | 余玮 吴志菲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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